当春风再次吹绿欧洲大地之时，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经济却依然在严冬中瑟瑟颤抖：在经历了两年的主权债务危机打击之后，整个地区经济从去年第四季度起开始出现环比负增长，而且到今年底恐怕都难以摆脱下滑的趋势。面对这一严峻局面，欧洲一些领导人近来多次强调，欧盟已经开始从“危机模式”转向“增长模式”。事实表明，当前欧洲经济已经开始由应对债务危机为主的阶段，转向反危机与促复苏并重、通过发展最终走出债务危机的新阶段。
纵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演变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2009年第四季度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冒头，到2010年5月欧盟峰会确定对希腊进行数千亿欧元的大规模救援，为危机“初始爆发阶段”；此后直至2011年12月欧盟峰会决定签署“财政契约”，为危机的“重症危险阶段”；从去年底以来，欧债危机进入了虽有缓解但仍难祛除的“慢性延缓阶段”。
在欧债危机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各国先是被前所未有的希腊主权危机打得晕头转向，接着又不得不应对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重债国出现的“传染”病症。在这一时期，债务违约阴云笼罩，有时似乎到了泰山压顶、岌岌可危的地步；欧元起伏跌宕，证券市场波动不断，经济预期和市场信心严重受挫；欧盟各国为“防火”和“救火”疲于奔命。一时间，“欧元崩溃”论鹊起，欧盟一体化似乎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实际上，就在欧债危机不断恶化的第二阶段，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应对措施也在日益强化、深化、系统化和机制化，并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清晰的反危机思路和模式，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构筑以数千乃至上万亿欧元计的“防火墙”，并最终将其建成预防和解决债务危机的长效机制；第二，要求重债国紧缩财政，并将其与欧盟的“救助”紧密挂钩，力图通过危机“倒逼”重债国加快机制体制改革；第三，对希腊巨额债务实行减记，以免重债国因“无序债务违约”而造成强烈经济和政治动荡；第四，欧洲央行采取两轮累计达上万亿欧元的长期再融资行动，以增强欧洲银行的流动性，稳定金融市场；第五，欧元区及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签署“财政契约”，加快财政和经济一体化步伐；第六，逐步推进政治一体化进程，强化经济治理能力。
正是由于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反危机措施，欧债危机自年初以来开始出现缓解；欧盟领导人和多数专家认为，欧债危机最危险时刻已经过去。然而，就在债务危机由急性转为慢性的同时，经济衰退的阴霾又悄然降临欧罗巴大地。
欧洲出现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有五：一是经过三年消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欧洲各国采取的经济刺激措施目前已成强弩之末；二是近两年来欧洲为反危机而普遍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大大减少了市场需求，束缚了经济增长；三是以反通胀为主要目标的欧洲央行对银根管控较严，再加上欧洲各国银行的“去杠杆化”，使得复苏乏力；四是战后“福利国家”制度导致欧洲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降低，而且这些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五是美、日等国复苏不稳定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增速放缓，对欧洲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
其实，早在欧债危机的前两个阶段，欧洲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的先兆，但当时欧盟各国为了不在债务问题上“翻船”，不得不集中精力于反危机。年初以来，随着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问题的紧迫性相对易位，欧盟尤其是欧元区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促进增长的问题上来。欧盟的这一政策和策略重心调整符合欧洲现实情况，也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潮流。
解决债务危机与促进经济复苏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实现复苏是走出债务危机的根本途径，促进发展是解决包括债务危机在内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的“硬道理”。欧洲若要早日复苏，首先需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在继续采取紧缩财政的同时适当放宽银根，刺激增长；其次，要主动调整发展模式，在市场效益和社会公平方面寻求新的平衡点，大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再者，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大力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第四，要不断深化以一体化为目标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提高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经济治理能力；第五，要克服闭关自守和意识形态壁垒，扩大对外开放，尤其是加强与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
春天有风雨更有阳光，有绿色就有希望。我们坚信，在克服债务危机和经济复苏方面，绿色欧洲拥有足够的信心、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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